买官卖官现在已经市场化,许宗衡更是创造了规模化之最:历年贪污的金额高达20 多亿,然后将所得贿款绝大部分用于买官,要不他怎么能在12年内,从深圳市委组织部的一名处长,快速高升至副部级的深圳市长一职。
国有国法、党有党规,近些年来反腐力度不谓不大,监督、查处、整治不谓不厉,那么,他又是如何得逞的呢?在笔者看来,他具备的几个外因条件:
一是有我们长期积累下来的体制机制的弊端。我们现行的是以“官”为中心官本位的体制,连企业的职务职称、部队的军衔警衔都向“官”靠,学校科研院所的教授和研究员也要有局级、处级之别;不分行业,“一把手”的权力都很大,独断专行,简直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党、政、人大、政协“四套”班子成了“一套”,“班长”当成“家长”了,企业工会成了摆设,“群言堂”变成“了一言堂”。于是,这几年便出现了大量的“一把手”卖官鬻爵案件,县委书记这档尤甚。
二是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阶层固化的问题突显,干部正常晋升规则渐被破坏,踏实肯干的优秀人才反被“天花板”罩着,另一方面主要官员还是任命制,有的屁股没坐热就流动,诱发了执政理念短期化、行为浮躁化、政绩泡沫化等问题,也助长了投机钻营、拉票贿选、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的蔓延。现在大学生走上社会时,比拼的不是能力,而是“爸爸”;干部提拔时,比拼的不是业绩,而是“后台”,于是造成了“裙带纠结”,“山头林立”,“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官运亨通”的潜规则日盛。
三是权力资源稀缺、“含金量”太高。有了权随之而来的便是专车迎送、宽敞住房、公款吃喝、公费娱乐、公费旅游、公费出国“考察”,还有诸多的福利、极至的荣耀、下属的唯命是从、他人的巴结逢迎,若是贼胆再大一些,金钱、美女及其它人生享乐均会随之而来。非但如此,有了权还可以泽及亲属四邻、可以五子登科、鸡犬升天。因此,权力的这种极大诱惑力和巨大的综合效益,便成为诸多仕途人士的追逐对象,买官卖官者的巨大动力。
四是监督机制“疲软”。 现行的有人大监督、纪委监督、监察和审计部门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还有舆论监督等等,门类可谓不少,但这些监督有多少能到位,有多少真正起作用?少数地方还要对监督的群众压、打、抓。再以目前最具权威性的纪委监督而言,纪委本来就是一级党委的一个职能部门,因此,监督下级尚可,监督同级就勉强,而要监督顶头上司的书记或行政首长,不能说是玩笑,至少也是难于实际操作。这不敢、不能、不便而使权力得不到监督制约,不腐败才怪,于是近几年来买官卖官行为便蔚然成风。
内因方面,作为许宗衡个人来说,他久居官场,对官场存在的弊病了如指掌,他又是从组织部出来的人,明白治理腐败的“阳光”被上述体制机制的弊端笼罩着,使“隐性权力显性化、显性权力规范化”难于实现,于是他就胆大妄为,出手大方,“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据媒体披露:有中央官员到深圳,许宗衡竟预备重达30公斤的两箱现金相赠。而他卖官的批发价是:一名区的正职不低于一千万;大集团正职不低于八百万;一般局长在五百万至六百万之间。
久走夜路总有碰着鬼的时候,“要得人不知,除非已未为”,等待许宗衡的当然会是法律的严惩,小命难保。
但是许宗衡又是一个比文强还要大、还要重要的反面教员,我们可得认真学习他的教材哟,没有“刮骨疗毒”的整饬勇气,千百个许宗衡又会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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