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经济结构,核心在调整分配结构。
调整分配结构,核心在压缩资本利得。
压缩资本利得,必须增加资本利得税赋,必须妥善管理和使用国有资本——这就意味着财政改革和金融改革。
财政改革核心是税赋。资本利得税赋,包含多种税赋形式。各种投资所得均可收税,例如,金融投资、房地产投资等投资所得均可征税。各种占用资本(持有资产)行为均可征税,例如,房产税等。各种资产转移赠与均可征税,例如,遗产税、赠与税、离境税等。
金融改革核心是控制国有资本的规模和提高国有资本的使用效率。控制国有资本的规模,意味着有节制的货币发行;提高国有资本的使用效率,意味着管理商业银行实质利率和实现国有企业分红。货币超发行是向国民征收通货膨胀税;实质负利率是变相转移存款人财富;国有企业不合理分红是挪用国民财富。上述行为非但不道德,也严重扭曲了中国的分配结构。
不能压缩资本利得,甚至公然资助资本利得,必然压缩劳动所得。这种制度和政策安排严重扭曲了社会分配,导致资源错误配置,即失去了公平正义,又损害了经济效率。事实上,中国在制造并供养一个庞大的食利者阶层。
近二十年的改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极大地压缩了劳动者剩余,历史性地进行了财富的逆向转移支付,资本增殖与劳动创造价值不成比例。金融行业畸形发展,投机行为遍布各行各业。今天,劳动者的劳动不能获得应有的回报;创造价值很难赢得体面的生活;普通劳动者已经丧失了应有的社会尊重。现实变得如此的残酷:食利光荣,劳动耻辱。
食利伤国,古今中外盖莫能免。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清醒的政治家敢于制造和供养一个庞大的食利者阶层。
显然,中国现行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必须进行变革。
首先,我们必须停止变相增加劳动者税赋;我们必须终止国有资本不道德管理和使用。
其次,我们必须让二十年逆向转移支付的财富回流。
事实上,这几乎是最基本的社会主义原则。当然,这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都必须坚守的公平正义的底线。
笔者注意到最近关于政改的争论,以及与政改相关联的内外风潮。是的,每一次关于公平税赋的呼吁,必然被有心人导入政改。尽管,这与政改风马牛不相及。笔者知道,税改对于一些人而言是非常恐怖的事情。例如,核实房产税的税基,相当于查实私人财产持有状况,那将使一些见不得人的收入暴露在阳光下。所以,很多牛人一听说税改,就会立刻去搞政改。民主这东西可以嚷嚷一百年,真正落实到公平税赋还远着呢。缓兵之计,莫此为甚!我们不要政改,我们只要税改。动点真格的,好吗?
显然,食利者阶层开始恐慌了。他们惨无人道的剥夺已经激起了众怒,他们的资本特权完全有可能被收回。於是,他们祭起了政改的大旗。难道,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吗?当然不是!他们所谓的普世价值,说穿了,就是为掠夺成果提供制度保障。真聪明,让我们继续缴税,使国家机器变成他们的保安工具。
宋明两朝末期,都是弱主强臣。强臣之所以强,就在于土地兼并后他们富可敌国。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变革。王安石与张居正的变法,其实就是税改。所以,王安石和张居正的变法均遭失败。强臣们最喜欢搞学问,就有了宋明理学。那是些貌似科学的理论,全是些可以普世的价值观。其要害在于,淡化国家观念和阶级意识。普世到最后,终于亡了国。
食利者,古已有之。中国五千年重农轻商,就在于遏制食利者阶层。食利者众,必然民穷国弱。食利伤国,伤不能止,败亡将至。
中国人必须牢牢记住:消灭食利者阶级,必须依靠公平税赋。英国人进行光荣革命,没有杀掉皇帝,而是在皇权之上建立了预算法和预算会议,英国由此而建立了日不落帝国。大多数国家一直在玩换主游戏,换完一轮又一轮,一玩就是数百年,食利者依旧是食利者,食利者们最喜欢这种轮流坐庄的游戏,老百姓始终无法逃脱当牛做马的悲惨命运。
公平税赋的精髓在于:不劳动者不得食。
其实,有些话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例如,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是的!中国人至少要坚持一些起码的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有一个重要原则:不允许制造和供养食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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