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社會動亂都存在經濟根源,這次香港“占中”動亂也不例外。“占中”的操盤手們得以成功動員起這麼多香港青年參與街頭動亂,重要原因之一在於香港這些年經濟社會發展積累了不少問題,許多年輕人看不到向上流動的發展空間,鬱悶和無名怒火被有心之輩刻意引燃利用。然而,香港的經濟價值正是來自其作為中國經濟門戶的地位;香港青年反感的這些經濟社會問題,相當一部分就是源於香港與大陸經濟社會一體化不足;這場動亂以進一步加深香港與大陸之間社會鴻溝為目標,對香港經濟的深刻損害已經造成,並將繼續加深,又恰恰只能大大壓縮香港青年整體發展空間。
希望抓住國際產業轉移的機會實現持續跨越式發展的後發國家和地區可謂多矣,能夠修成正果者微乎其微,大多數這樣的經濟體在經歷了一時的“起飛”之後就因為人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猛漲、資產泡沫急劇膨脹而迅速喪失競爭力,而此時由於發展時間太短而還來不及積累起自主經濟升級的實力。相比之下,1970年代末廣東全面走上開放經濟之路時,珠三角經濟發展水準明顯落後于泰、馬等東南亞國家;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第一製造業大國、第一貿易大國,廣東則是包括港澳臺在內的全中國第一經濟大省,珠三角發展水準堪比中等發達國家,是海外市場上生氣勃勃的新興投資者。同是奉行出口導向增長模式,為什麼珠三角能夠實現連續三十年的持續高增長而其它絕大多數這樣幹的後發國家和地區不行?關鍵原因之一在於廣東不是一個獨立國家,而是泱泱大國的一個省,因此能夠源源不斷得到來自其它省區勞動力、銷售和投資市場的供給,從而有效地遏制了成本過快上漲和資產泡沫過度膨脹,得以在越來越大的生產規模上長久保持並增強國際競爭力;最終待到全國都出現成本明顯上漲而有可能危及單一的價格競爭力時,已經經歷了足夠的發展時間,積累起了足夠的實力自主開展經濟升級。
香港本來就是作為中國大陸經濟門戶以轉口貿易起家,在中國大陸遭受來自東西方陣營全方位封鎖時充分利用了其因此而凸顯的中國對外視窗地位,改革開放後又抓住時機向珠三角和更廣大內地轉移出口導向製造業而實現了前所未有的飛躍。但近20年來,對比珠三角,香港的經濟升級不太理想,資產泡沫膨脹則難以承受,國際競爭力相對下降;之所以如此,不能不歸因於與內地一體化不足。這個問題不是源於中央政府和內地社會排斥,而是源於香港社會比較普遍存在的意識誤區,這種意識誤區過度強調香港的高度自治和與內地的不同,以至於在很多地方要刻意與內地區隔。回歸之後多少年來,赴港澳內地客倘若沒有開通移動港澳漫遊業務,帶的內地手機一過深圳關口就沒有信號;在澳門很多地方則仍然可以收到珠海的信號並正常使用。
香港要充分利用內地經濟起飛的機會,要緩解成本過度上漲趨勢,要便利香港老人在內地養老以緩解香港的問題,要為港人在內地發展和吸引內地人才紮根香港、獻身香港發展,需要積極主動參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但正是這種刻意區隔的心態,使得上述許多必要的對接工作做起來都磕磕碰碰。而一些貌似保護港人機會的做法,也大大提高了香港的成本,降低了香港的效率,最終壓縮了港人發展的空間。
如限制內地藍領勞動力的做法。根據我在港珠澳大橋工地考察所見,現在香港建築行業勞動效率比內地企業低很多。在地基處理中做排水板,同樣是熟練工,內地中交集團熟練工每小時60個,香港熟練工每小時20—30個,工資卻比內地工人高得多,結果就是港珠澳大橋香港負責段單位長度造價是大陸方的3.5倍至4倍。如果香港勞動力市場對內地開放範圍不僅包括高級企業管理人員、技術人員,也包括合適部門的藍領勞動力,必能緩解香港服務價格上漲和成本上升壓力,提高香港藍領勞動環節工作效率,最終有助於整個香港經濟效率提升。港人不要以為對內地勞動力更大程度開放是搶奪港人飯碗,恰恰相反,這樣能給港人在香港、內地乃至海外創造更多飯碗。作為自由港,香港只有在更大範圍內充分發掘利用大陸和全世界優勢,才能鑄造香港經濟的效率優勢,才能為香港居民創造盡可能多的就業機會。
世界各國都在想方設法搭乘中國經濟快車,習主席表態歡迎別國“搭車”,某些勢力則把香港社會拖進了狙擊港珠澳大橋、“驅蝗”、“占中”等一輪又一輪無下限政治惡鬥,在香港和內地社會之間製造裂痕,荒廢學生學業。如此這般,這般如此,長此以往,香港青年前途何在?即使參與完街頭動亂而遠走海外尋求發展,可是,哪怕是那些自我標榜“世界公民”的人,又有誰否認得了一個人在國外的地位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他的母國實力?又有誰會尊重和信任破壞甚至背叛自己祖國的人?
經濟和就業空間萎縮對青年未來意味著什麼?讓我們看看1990年代投身阿爾及利亞血腥內戰的青年“牆人”(因無所事事只能每天坐在牆頭對過往路人指指點點或尋釁而得名),看看那些在近年法國幾乎每年都要發生的全國青少年騷亂中打砸搶燒的騷亂分子,看看那些在2011年8月倫敦暴亂中將攻擊員警、縱火、洗劫時尚店鋪當成了狂歡嘉年華的小夥子小姑娘,再看看這幾年在利比亞、敘利亞、伊拉克燒殺搶掠無所顧忌的武裝分子……這都是些“病態青年”和“罪犯”(援引英國卡梅倫政府對2011年倫敦等地青少年暴亂的抨擊),但並非天生病態和罪犯,他們中許多人本來不過是尋常巷陌裡的普通無業青年,無事則生非,最終淪落至此。今天的“占中”青少年還沒有走到這一步,但如果他們的行動真的消除了香港經濟持續上升的空間,壓縮了他們自己未來的就業機會,逼得他們自己要去爭奪日益縮小的經濟資源“大餅”,在有心之輩的刻意操弄調教之下,他們會走向何方?(作者: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 梅新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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