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都有这样的习惯,把看到的名言警句抄录在一个本子上。一般抄录名言警句的目的很简单,写作文的时候可以引用一些,偶尔,我们习惯用这样的名言启迪一下自己的智慧或人生。至少我当年这么干过。现在想想,这些话语能让你珍视,是因为它对你有力量。当话语产生力量,它不就是思想嘛。
昨天,Eric Abrahamsen老师发邮件给我,希望能聊聊“反讽”这个话题。他提出几个问题:这类民间社论是对于解决社会问题有帮助吗?假设中国的情况是不那么有中国特色的话,反讽这种东西还会那么重要吗?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东西吗?能以这种语气说话、能听懂这种语气的人群是谁?您有没有看到反讽从网络正在进入更传统的媒体里,比如报纸或杂志?
真正启蒙我对反讽理解的不是马克·吐温,而是我上中学时的政治课本,开始我觉得政治课本是严肃的,上高三的时候慢慢觉得政治课本原来是一本充满荒诞幽默的小册子,它的幽默效果体现看你是怎么阅读和理解。当时为了应付高考,没有想那么多,假装它是一个讲述真理与真理部门思想的教材,为了能考上大学,我暂且相信它说的都是真的。
上大学接触了王朔的小说,慢慢明白语言中反讽的力量。当时还不知道有“反讽”这么一个词,但是能明白正话反说挺解气的。这让我想到了很多政治幽默,虽说那时候我们看不到苏联的政治笑话,但是民众面对政治荒唐无力的抗议话语,变成幽默是最好的表达方式,这种幽默的反讽,可以起到启示作用。而不懂幽默表达的抗议者都去做陈胜和吴广了。
过去,中国的民间反讽话语不多,偶尔能听到一些政治笑话,但数量不多,反讽的前提是你要懂得表达幽默,理解幽默,缺一不可。这就是,在同样铁幕下,苏联的民间政治反讽为什么要比中国多,因为中国人对幽默的理解仅仅停留在低俗的笑话上。今天,当官方想方设法向民众灌输所谓的高雅文化时,一个小沈阳就把官方的全部努力给灭了。这就是反讽,而这种反讽的反讽恰恰是因为民众对幽默缺乏认知,小沈阳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民众基本素质。
中国在文学艺术方面的话语也缺乏反讽语境,这跟文字狱有很大关系,因言获罪一直是创作者心里挥之不去的阴影,同时,严格的审查制度堆稍有出格的话语都要进行删减,民众在获得反讽常识普及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如果说王朔或者王小波在某些方面启发了民众的反讽意识,但他们的力量显得太微不足道。
当然,今天民间话语开始通过互联网释放,这其中也夹杂着反讽内容,但是网民群体对反讽的理解还显得有些吃力,因为网民一直受到的是“一维语言”的教育,对反讽这种需要理解的语言叙述很难做到“心心相印”,更多时候他们习惯理解最直接的话语表达。因此,在互联网上,网民更喜欢以攻击、谩骂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以幽默或反讽的表达极其罕见。过去,民众是封闭的愚昧,现在改成开放的愚昧。
博客的出现,让网民的话语表达放大。但这仅仅增加了话语表达的数量,BBS村落演变成高楼的独门独户而已,仅仅是空间的变化。当然,我们最终看到的是,反讽话语在互联网上逐渐多了起来,但并不值得欣喜,反讽的进步没有民间话语逐渐被沦落成语言游戏快,人们用娱乐方式把民间话语的力量消解成乏味的流行语,话语变得更加浅薄,反讽也在一个随处皆可娱乐的时代被淹没了。一个缺乏娱乐、不懂得娱乐的国家,在逐渐意识到娱乐与生活的关系后,可以不加选择地娱乐化一切,越来越多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因娱乐化被心灵屏蔽远远多于网络敏感词的屏蔽。
比如恶搞,它本是很高级的娱乐方式,它具有一定的反讽姿态。但恶搞不等于反讽,随着人们逐渐明白恶搞可以不触及商业或政治利益,既可以娱乐又能安全达到表达的彼岸,恶搞种完全追求低俗表达的方式掩盖了其反讽和幽默,所谓恶搞这种方式也不复存在。
微博时代,人们披挂上阵,像在竹简上书写一样被珍惜笔墨,试图用精致语言达到振聋发聩效果,当火药变成铀235,反而没有起到震撼力量。如果究其原因,那一定是人们对密集的、智慧的、精炼的话语产生疲劳感,这种疲劳感源自人们对话语的理解完全建筑在娱乐心态上,你留意一下微博上被转发次数最多的那些内容便一目了然。话语的力量在游戏中被逐步消解,它太容易被接受,也太容易被遗忘。官方并没有注意并利用民众这种无聊心态,相反,他们仍然绷紧阶级斗争的神经。由此可见,民众与官方在对言论的理解上简直是麻杆打狼两头怕式的互为反讽。
民间反讽的氛围消失了,相反,真正让人感受到反讽意味的文本来自官方,每一个社论,每一次领导的发言,每一次政策的调整,每一次关系到国计民生变化,都比马克·吐温的小说还精彩。有人说,我怎么没看出来呢?你问得好,你至少代表了13.5亿不懂幽默的中国人问了这个问题,他们被你代表肯定心悦诚服。为什么?如果13.5亿中国人都明白的话,还至于这样吗?三百年后,你开窍了,就明白今天的所有官方文本的反讽含义所在了。所以,你好好好地活着,活到四化实现的那一天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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